饮水思源

2019-01-23

1942年上小学,在校成绩一般,但是一个听话的学生。我父亲有四兄弟,他排行老三,我们全家18口人,但属于自己的土地只有四分旱地,平时吃的都是见不到多少米粒的稀饭。只有每年过年那几天吃些大米饭,那也是东拼西凑借来的。菜是自己种的,但煮菜很少放油,有时连咸盐都要同邻居借点。从我记事开始,家庭生活一直很穷苦。大家庭中,我母亲是当家人,一切求情外借的事都是我母亲出面。18口人之家,没有自己的土地,又没有其他收入,生活的艰辛可想而知。然而家庭和睦,没有矛盾和争吵,大家同甘共苦勒紧腰带过日子。父母长辈常对我们说“人穷志愿高,情愿过水不过桥。”,说的是生活虽苦,但不能去偷去抢去要(指要饭)。

1948年,在我奶奶的主持下,大家分成3个小家。在这三个家庭中,我家生活又是最困难的。当时我家共8口人,父母和六个兄弟姐妹。在上述家庭条件下,父母要把我们抚养长大是多么不容易。所以说百善孝为先,孝敬父母是儿女义不容辞的责任,再苦再累都应该。

小学毕业后在家四年,这四年的生活实在是辛苦,永远不会忘记那时我实际才13周岁,已经承担家庭生活1948年夏,小学毕业后至上中学前这四年中,我干的时间最长的是收破烂,不管是酷热的夏天还是严寒的冬天,一早就挑着箩筐,光着脚去城里或乡下,用糖块换破烂。一般都是老人或小孩拿些烂铜烂铁牙膏瓶烂布等,以拿的东西多少,给他们敲相应多少的糖块。

每天早晨起来,喝点稀饭,就着没有油的青菜或者咸菜,之后赤着脚挑着箩筐出去换破烂。没有带水,更不可能带吃的,中午只能饿着肚子,一般坚持到下午六点左右,将换来的废品卖给收购部的摊主,我还记得一斤烂玻璃3分钱,铁块一斤8分钱,而铜块一斤能卖到3角钱,我每天能赚到3角钱左右。2角钱买大米能买2斤,5分钱买咸盐,5分钱买煤油,周而复始天天如此。

记得有一次,我正在西河背收废品,突然间枪声四起,当时很害怕,挑着箩筐拔腿就跑。原来解放前一批有钱有势的人各据一方开赌场,那天是公安局的人去抓赌,双方发生了枪战。几分钟后枪声停了,我想想还是很后怕。

我家乡是1949年8月解放的。从1948--1949年间,国共两党间的军队反复交锋多次。记得1949年6月间,我在城里收废品,大约下午3点多,在县城上空出现一架飞机,飞得很低,同时听到西河桥方向有机枪扫射声,我赶紧扔掉箩筐,跑到观音堂的地下桥洞,待飞机离开后才出来。听说船上的一位船员受伤。

1948年小学毕业,半年后,我的母校智谋小学老师动员我去学校当炊事员,学校管吃住,但没有工钱。父母同意我去。小学由董事会管理,董事长叫赖运发,他在城里开着一间卖一般农用铁器品的店。每周六下午,我要挑着箩筐到他店里,由他们先拿钱买老师吃的油、盐、碳等,他们很不情愿,见我来了心里就不高兴,话都不跟我说,我年纪小,再难受也不敢吭声只好等着,一般要从下午2点多等到6点,天快黑了我只好对他说:董事长,天快黑了,我回去还得给老师们做饭呢。他才十分勉强地给我买上一到两斤油盐之类的物品,回到学校天已黑了,赶紧给老师做饭。有时水缸里没水,还要挑着两个水桶去井里打水。南方的井很深,一般都用小水桶打上来再往大桶里装。但董事长连小水桶都舍不得买,我只好将大桶伸入水中用力提上来。一桶水大约30多斤,若力气不够就有可能连桶带人掉下去,我只好特别小心,我知道这样很危险,所以有时我也会去到农户家借个小水桶。

我在家时很少做饭,做米饭或熬稀饭还可以,但炒菜对我来说是个难题。老师也说我炒的菜不好吃。有个周末晚上,老师集体去城里看电影,临走时,老师说让我做米饭,他们看完电影买些猪肉回来改善一下,我不知是没有听清楚还是把这事忘了,等老师看完电影回来,已经晚上9点多了,他们买了两斤左右猪肉,进了厨房看我还是熬的稀饭,就问我为什么还是稀饭。让我重新做米饭,我只好照办,但当时水缸里没水了,我只好摸黑去挑水。因天黑,我连桶带人摔倒了,后来总算把米饭做好了,老师挺不高兴的。

我在小学当炊事员时,除做饭,每天早晨要给各位老师打洗脸水。在7位老师中,有位叫赖占兰的老师,有一次他私下对我说:你以后用不着每天给老师端洗脸水,让他们自己到厨房去打水。尽管他这样说,但我不敢这么做,解放后才知道他是一位地下党员。后来他考上云南医学院,毕业后在昆明工作。因为他爱人是农村的,所以他回到家乡,成为一个农村医生。还有一位女老师叫马利娟,我印象特别深,因为她唱歌老走调。我在学校当炊事员半年左右,实在感到力不从心,只好离开学校,重操旧业----收废品。

1951年土地改革,我家分得一亩六分地,生活状况有些改善。1952年,党提出教育要为广大劳苦大众开门,失学四年后的那年暑期,我在本村小学补习一个月,后去参加初中入学考试,结果被兴宁第四中学录取。那年我已经18岁,我各门功课都在90分以上,初中阶段,我被推荐为学生会主席,青年团宣传委员。1953年,经校团委推荐,县团委批准为“县优秀团员”,奖品是由吴运铎写的“把一切献给党”的一本书。

1955年我考入兴宁一中,是个重点中学。在高中,我一直担任团支部书记、团委委员。中国科技大学是在大跃进形势下新成立的一所大学,校长是郭沫若,广东省科学院在全省高中毕业生里选送100名去中国科大代培养,毕业后回广东省科学院工作。我是被我县选送的唯一一名代培生。由于形势变化,毕业后由国家统一分配。我被分配在本校教务处工作,负责研究生的培养管理。

1965年8月调入本院工作,从1979年开始,我同李宝兴同志共同筹建电镜室,李宝兴同志调到医用组织库任职后,主要由我负责电镜实验室的工作,电镜是由日本电子公司生产的,仪器价高精密,结构复杂,总投资200多万元,我带头管好用好它,给年轻人做出榜样,进口的两台电镜一直使用33年,仍能正常使用,只有认真负责才能保持这么长时间,领导都认可我的工作态度并给予很高的评价。1988年我被选任为山西省电镜学会理事长。

我一直遵循“认真负责,有求必应”的办事原则,凡与我合作过的人都愿意与我共事,因此在职时和退休后都有不少单位和研究生来联系工作。我全力相助,为他们得出满意结果,对前来咨询或需要帮助的科技工作者,不论是否在节假日,都热情接待有求必应。帮助别人,也是提升自己和回报社会

1995年退休,1997年被院医用组织库返聘。10多年来,除继续电镜工作外,还从事组织库申报批准的“九五”、“十五”国防预研项目,同时自1999年---2017年一直任离退休办党总支付书记、支部书记等职务。由于工作比较努力,成绩比较突出,由中国老科协授予“全国先进老科技工作者”、山西省老科协授予我为“山西立新功突出贡献”奖,以及院内“优秀党务工作者”、“优秀党员”等荣誉。

自己的历史应该总结,只有严肃地总结过去,才有可能更好地走向未来,几十年来,没有为国家作出重大的贡献,自我评价是努力、认真、踏实地做了大量科研工作,问心无愧。

可以说,这些文字未能全部记录我的生活、思想和感情经历,只是我人生的部分缩影,记录下来以此表达我对党的无限感激之情和热爱之心。

赖炽香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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